在浙江省海盐县，一些群众日前因对海盐垃圾焚烧项目规划选址持不同意见进行抗议，备受舆论关注。
随后，海盐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称，经县政府研究，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已停止，请广大群众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采取过激行为。
近几年来，类似“海盐事件”的争议和冲突在各地已发生多起。人们反对在自己身边建设垃圾焚烧项目的背后，是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以年均10%的速度在增长。有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已达到17899万吨。
一方面是生活垃圾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垃圾分类进展缓慢、填埋场地紧缺、焚烧遭受抵制。垃圾处理之困局该如何破解？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
中国环境报记者日前赴多地对垃圾焚烧项目进行调研，并采访相关专家，亲身感受到，只有确保环境监管真正到位、垃圾焚烧企业真正做到严格自律，并建立起多层次监管机制和民意回应机制，理顺民意回应渠道，垃圾焚烧困境才有望突破。
图为去年7月，海南省海口市扩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张茂摄）
垃圾焚烧企业要做到严格自律，确保污染物排放能达到国家最严标准
垃圾焚烧“邻避效应”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垃圾焚烧企业的不信任。
“这就要求垃圾焚烧企业要做到严格自律，确保污染物排放能达到国家最严标准。”业内一位专家这样表示。
日前，记者跟随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的民间环保组织及媒体考察团来到光大环保能源（宁波）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公司”）考察垃圾焚烧状况。2012年4月28日，宁波公司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政府签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投资协议，负责处理宁波市生活垃圾，并于2014年1月正式投入运营，年可处理生活垃圾46万吨。
据了解，这里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垃圾运到焚烧厂以后，要在5层楼高的垃圾仓里存放3天~7天，进行充分发酵，以增加热值，便于燃烧。
光大宁波项目通过建设全封闭的垃圾堆场，并采用厌氧、好氧、超滤、纳滤、反渗透等组合技术工艺，解决了臭气及渗滤液问题，确保出水回用达标。
垃圾焚烧后的炉渣属一般固体废弃物，据了解，宁波公司将炉渣委托宁波一家市政园林工程公司综合回收，通过磁选筛选可回收金属类，精选后炉渣作为制砖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有专家指出，我们国家的生活垃圾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是垃圾分类不够，说是生活垃圾，实际是什么垃圾都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建筑垃圾。而更大的问题是垃圾湿度大，极易燃烧不充分。
对于公众来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怕垃圾焚烧不充分而产生二噁英。
为了让数据更具说服力，2014年9月和2015年3月，宁波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与他们的在线监测数据完全一致。
要求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以公示牌方式公开实时在线监测数据，是2014年7月1日起实施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新国际提出的要求，宁波公司对这一要求严格执行。
“我们不怕监测数据的公开，公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公众看到实时监测数据，自然就会放心。”宁波公司总经理、高工吴永新说。
图为今年春节过后湖北武汉一所小学组织学生到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苗剑摄）
污染物排放要真正做到达标，核心是投资和处理费用必须“达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垃圾焚烧项目陷入公示即遭抗议的不信任困境，公众不信任是因为其环保不达标、运输过程中存在污水滴漏、臭气扰民等问题。但要真正做到环保达标，核心是投资和处理费用必须“达标”。
据企业负责人杨仕桥说，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企业为了更好地污染减排，必须增加环保投入，比如要把烟气浓度降低到原来的1/3，将除尘布袋的使用寿命从5年减少到3年，仅这一项每年就要多花几百万元。
环保企业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一部分，从国际惯例来说都是薄利运营的，因此，必须从各方面深挖潜力，保证企业达到行业内领先的环保指标，这也带来了巨大的环保和经济压力，因此必须依赖科技投入和进步。
“别的企业1吨生活垃圾可以发电400度，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设备，实现发电450度，多发的电就是效益，现在我们还在研究日处理700吨生活垃圾的焚烧炉。只有通过科技发展，环保和效益指标比别人更优，才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杨仕桥说。
按小型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标煤消耗400克/千瓦时的标准计算，光大宁波公司焚烧垃圾每发出1千瓦时的绿色电能，相当于节约400克标煤。据火电行业热力计算数据，供热每节约1吨标煤，可实现减排2.493吨二氧化碳。
鲜活的事实告诉人们，垃圾焚烧要真正做到达标，核心是投资和处理费用必须“达标”。
然而，记者了解到，2015年至今，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处理费中标价屡创新低，从48元/吨陡然降至26.8元/吨，江苏高邮项目甚至以26.5元/吨的中标价再次刷新了纪录。
有业内专家指出，个别项目价格偏低也许不足为虑，但出现这样的趋势却令人担忧。
未中标的企业指责刷新低价的同行，呼吁行业自律，但又竞相降价，裹挟了整个行业。对此，已有企业负责人担忧：“一些早期按照合理价格建成的项目，不仅无法按照协议进行合理提价，甚至还有依据这种低价趋势降价的可能。”也有地方政府在质疑：“到底是以前的企业忽悠了政府，还是现在的政府在忽悠企业？”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高云一针见血地指出，困扰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公众普遍担心企业不能严格按照承诺把建成的项目运营好。
郭高云坦言，应该承认，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普遍存在“重‘资’轻‘建’忽视‘养’”的粗放发展模式。众多项目的建成投运，没有从根本上打消公众的疑虑，就是因为整个行业普遍缺乏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勇气，就是行业对“运营”重视不够，羞于见人。
正如郭高云所言，“辩‘好’千遍，不如证‘好’一回”。当大量运营过关的垃圾焚烧电厂自信地展示在公众面前的时候，“焚烧”之争、“价格”之惑可以解矣。
信息公开透明，提升政府公信力，真正建立多层次的监管机制
许多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提升政府公信力，是公众信任垃圾焚烧项目的前提。
在光大国际旗下的所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常州公司是离居民区最近的一家，常州市遥观镇剑湖村数百户村民就住在常州公司的马路对面。除此之外，厂区周边几百米的范围内，还分布着5个大型小区和村落，居住着10万人，公司距遥观镇政府也不过1000米。
垃圾焚烧发电厂被居民区环绕，每天有上千吨垃圾运进来，又有烟气排放，居民能乐意吗？
记者了解到，自2008年投产以来，常州公司与周边村民始终和睦相处，并没有因常州公司是一家垃圾焚烧企业而引起村民的紧张。
针对二噁英问题，常州公司在规划论证期间，也有群众提出质疑。为了消除他们对垃圾焚烧厂的疑虑，在项目论证期间，常州市政府就带领村民代表到上海考察运营的垃圾焚烧厂。即使是现在，常州公司对附近百姓乃至公众也是开放的。
“厂里与村里建立了村企联系制度，每个季度都邀请村民代表到公司来开会，向他们公布相关指标、回答疑问。”常州公司副总经理廖国勇介绍，常州垃圾焚烧发电厂自2008年建成投产至今没有收到一起关于环境和空气污染方面的投诉。
那么，如何建立一套“自下而上，双向交流”的对话机制，让信息充分透明，促进在运营商与公众之间及时建立信任？从常州公司的实践来看，居民对定期参与座谈会交流具有较强的积极性。根据常州项目调查问卷结果分析，认为开展与周边居民的定期座谈交流活动有助于增强信任感的占到56.5%。
在常州公司的环境监管队伍中，还有常州市城管局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驻厂办公，其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常州公司的日常运营。
从国内外垃圾焚烧项目的监管水平看，日本等地的政府监管能力显然更强一些。在采访中，一些业内专家表示，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在每个垃圾焚烧厂内专门设置监管团队，并实行监管问责制。
信息公开透明是取信于民的关键。杨仕桥说，除了实时环境数据的公布外，2015年光大国际的生活垃圾焚烧项目累计接待参观1960批次，合计33088人。
“我们随时欢迎公众来企业参观和监督。”吴永新说，截至4月10日，宁波公司累计接待369批次、6198人次。
“光大生活垃圾焚烧项目是世界银行和亚行贷款项目，银行每年都会去做调研。他们在当地村民中做调查不需要通知企业，这也是第三方监督。”杨仕桥说，为了让周边的村民享受福利，企业用工是对周边村民优先的。此外，对周边村子的修路等公益设施，企业也投资进行反哺等，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赢得公众的信任不是一句敷衍塞责的空话，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只有公众真正建立起对企业的信任、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垃圾焚烧项目“一上就反、一反就停”的僵局才有望打破。
